魏晋时期老庄玄学助力佛教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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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后时代相比,魏晋时代是独一无二的,难能可贵的。 其最大的特点是对传统经典、传统思想、传统制度的反叛。 有人说,这种特点是解放和自由,或者是自然主义,或者是浪漫主义。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是随机性。 它不能简单地称为自然主义或浪漫主义。

由于政局不稳定,战争频繁,人类的生活和生活没有了基本的保障,所以人们变得如此随意,不再以传统固有的思想、经典、制度为准则,而产生了逆反心理。 就像年轻人对于传统的逆反心理一样。

那时,文人崇尚的经典不再是儒家五经,而是老子、庄子、周易。 这些书里讨论玄学,喜欢讲玄学,从而形成了一种玄学风格。 上次提到何彦,死于曹爽与司马懿之争的何彦,就是这种说法的创始人之一。

上次提到关仁与何言等人讨论《易》,就是《周易》,本来是儒家五经之一,但此时的《周易》实际上成了道家经典《老庄》的附庸。 老庄易称三玄,以老庄为主,周易为辅。 因为它毕竟是儒家经典。 这时,《周易》的解释已经脱离了以前儒家的解释,而是按照道家老庄来解释,或者说儒家《周易》已经道家化了。

我们翻看《三国魏志》和《晋书》,就可以发现,当时稍有名气的人都喜爱老庄,在讲话中喜欢引用老庄作为一种时尚。 所以有人说,魏晋时期的士大夫读《老庄》,就像汉代的士大夫读《五经》一样。 汉人学习儒家五经、诗书、礼义春秋,注重经典的运用,即学以致用,将经典中的道理运用到现实的政治和生活实践中。 魏晋之人喜读老庄,也继承了这种风气,即将所理解的老庄道理运用到实际的政治和生活实践中。

例如,晋派将军钟会灭蜀时,临行前向著名学者王融告别,并询问这次出征应如何处理。 王荣回答道:“道家有句话,不依靠,难成,难守。” 这是老子说的。 就是说做事的时候,不要去想任何目的,比如名誉、报酬、官职等等,成功之后,就全心全意地想自己要做什么,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最好的心态。 后面禅宗所说的凡心,与此类似。

不成功很难,守住也很难。 也就是说,获得成功并不是最困难的。 最困难的是成功后如何保持这一成果。 比如说,你攻克蜀国并不难,但是胜利之后,如何保持冷静的心态,不居功自傲才是最困难的。

这一记载表明,当时的学者、文人乃至军事政治家已经把道教理论作为处理各种事务的基本思想准则。 这与汉代人以儒家五经为准则有很大不同。 形而上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道家老庄诞生于战国乱世。 这是知识分子在乱世中思考如何生活在最好状态、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哲学。 后来发展成为无为而有为的治国哲学。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老庄思想是乱世的产物,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所以它的思维方式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逆向思维。 正常思维认为是对的,认为应该得到认可的,它就会做相反的事情。 这是老子在《老子》书中说的。 逆向思维是其最大的特点。 所以提倡柔弱。 这一切都违背了世俗人的正常思维。 无为无为也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魏晋时期的人很喜欢这种思维,因为正常的思维在那个时代似乎毫无用处。 正常的思维和思想不能用来保护人的生命和生命,所以人们接近以逆向思维为特征的老庄思想。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逆向思维就是对世界上正常的事物感到毫无意义,所以选择相反的东西。

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只能拯救一个人的精神,但对于社会政治改革、对于民生救济、对于现实社会都没有好处。 因此,人们对魏晋的玄学、清谈一直抱有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但对于启发人们的思考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认识事物不能只有一种思维。 多一种思维自然就有它的用处和意义。 因此,魏晋玄学在思想史、哲学史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地位。 道教也是如此。 并非一切都是无意义、无用的。

另一方面,玄学、清谈刚问世,最盛行的时候,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儒家、孔子的权威地位。 至少在理论上,人们无法否认这一传统的最大权威。 直到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孔子才敢于否认自己的权威地位。 并用另一种思想原则代替它。 五四运动的时候是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民主、自由。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私、批修的斗争,是一场同私的残酷斗争。 但到了魏晋时期,他们却不敢公开、完全否定孔子的权威地位。 这就是他们的矛盾,或者说他们的不完整。 这就在当时产生了一种现象,就是对儒家经典进行形而上的转换,即用形而上的思想来重新解释儒家经典。

彦居如何写《道德论》来调和孔子与老子的矛盾。 因为儒家学者批评老子与圣人孔子不一致。 比如老子主张弃礼弃学,这与孔子、儒家思想是相悖的。 因此,他们认为老子和圣人孔子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 何衍的道德论主要说明了老子实际上与圣人孔子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并向人们说明了孔子与老子的相似之处。

当时何言想为老子做笔记,当他看到王弼的笔记时,他就废除了它,不让其流传于世,因为王弼的笔记比他的更加巧妙和辉煌。 但何衍对《论语》的注解却流传下来。 《论语》是儒家圣人孔子撰写并由他的弟子记录的书。 可以说是儒家经典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何衍对《论语》的注释,表明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孔子和儒家思想。 他崇拜老子,孔子与老子并存。 这种态度是魏晋玄学和清代艺术家的一个特点。

王弼曾为《老子》、《论语》做过注释,但他的注释并未流传下来。 何衍对《论语》的注释,称为《论语》,汇集了他之前学者对《论语》的注释。 表面上看,他似乎收集了前人的注释,但实际上他以这种形式阐述了他对《论语》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就是用道家思想重新诠释孔子的《论语》。

比如,《论语》中有一句话:“归于苍生,近乎空”。 所以孔子的弟子中,只有颜回最接近孔子所说的。 舒,几乎,几乎。 如此反复、每次、常常发生。 空,何言解释为空。 指的是内心的空虚,也就是老子所说的空心。 何衍这样解释道:“以圣人之善道,教其儿女之数,则不能知之,人人皆有此害。” 这说明孔子有最好的道,他教育弟子也走这条道。 ,即悟道。 但弟子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一道,因为他们心里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不能谦虚。

他又说:“凡夫之人,几乎都能空心,唯有回归玄道。” 几乎可以空心的弟子中,唯有颜回能怀深道,即对道是正确的。 他的领悟之深奥,远超其他弟子。

因此,何彦总结道:“心若不空,就无法知道。” 只有把心彻底放空,才能彻底领悟道。 这种思想后来被佛教,特别是唐宋的禅宗和宋明的理学所发展。 就是要求人们彻底放弃心中的一切杂念。 在佛教里是佛性,在禅宗里是禅,在理学里是理,甚至文革时期对自私的批判,对自私的无情斗争,思想的闪现,其实,都遵循这个逻辑。 这是后来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可以看出,颜氏运用道家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思维方法上都对后世中国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料。

何衍开创了这种以道解经的精神。 当时很多学者都学过这个方法。 当然,这是当时学术界流行的方法。 例如,郭象是一位以《庄子注》闻名的学者,他的《庄子注》一直流传至今。 他还有《论语》注释,其中解释说:

“民皆善,各国各有风俗,不治则已矣。若欲修身治病,尧、舜虽有病,君子又如何?今见尧、舜不修,万物以无为而治,如天之自尊,地之卑微,日月之明,云之行移。赐予雨水。”

这也是用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来解释《论语》中的政治思想。

修身安民,就是皇帝修养自己的道德和人格,使自己成为道德圣人。 只有这样,世界人民才能安宁。 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政治,要求从皇帝到皇帝的每一个人都要依靠自己的道德修养成为民众的榜样,让民众崇拜自己、服从自己。 但在郭象基于道家思想的看来,这是连尧、舜这样的圣帝都难以做到的事情。 他认为,人有不同的素质,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风格。 人不同,国家也不同。 因此,如果皇帝想用一个榜样来为截然不同的人民和国家树立榜样,让他们崇拜和服从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也是行不通的。 因此,我们需要换一种做法,就是道家的治未病,即无为而治的模式。 所以他说,以无规矩而治,才是最终的目的。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根本的治世之道。 想要靠自己的修为来治理天下,没有人能做到,连尧、舜都做不到,更何况一般的君子。 他说,根据史实,尧、舜之所以能成功治理天下,就是因为他们不靠修身,而是让万物自己治理,就像天本来高,地本来低一样。 ,而太阳和月亮本来就低。 天光本来就亮,天上飘着云,雨从天而降。 一切事物都按照自己本来的方式存在和运动。 作为皇帝,就必须如此,不规管一切。 采用无为之法,可以使万物保持最佳的自运行状态,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这种治国思想完全是道家思想,而不是儒家思想。 而魏晋时期的人们用道家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从而阐述了这样的思想。

当时的学者不仅用这种道家解释《论语》,而且还采用这种道家解释方法,重新解释其他儒家经典,特别是《周易》。 金代学术与汉代学术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思想发展演变的一个新阶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魏晋对上一代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如果思想停滞不前,那是可悲的。 只有思想不断发展、不断演变,思想才能常新。 但另一方面,所谓的发展和演化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谬误才能回归正确。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发展和演变是必然的。 什么时候正确,什么时候错误都是偶然的。 不影响事物发展演变的根本趋势。

魏晋时期最有价值的思想著作是王弼的《老子注》和《易经》。 他是一位天才,去世时年仅二十四岁,但他却给中国人留下了这两篇具有绝对哲学价值的注释,这在整个魏晋时期是无与伦比的。

王弼对老子的注解已经从汉代的治国修身的层面上升到了形而上哲学的层面。 从概念上和逻辑上来说,它们更加抽象,因此也更加哲学化。 这是整个汉朝都没有人能够做到的事情。 他的这两篇笔记非常简洁、简洁、富有哲理。 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来说,孔子是非常缺乏的,先秦两汉的整个儒家都没有这种思辨。 道家老庄开始有了这种思辨倾向,但还没有达到净化的地步,还需要用很多例子或寓言来比喻。 这是哲学思维不完整的表现。 王弼没有使用这个方法。 他用纯粹的哲学概念来推测。 这是他的卓越之处,也是他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

道教的流行、玄学的盛行、老庄的流行,历史上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并对当时的士绅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就是常说的魏晋风范的思想根源。

佛教于东汉明朝时期传入中国,但从未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和普及。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人们认为五配米教、太平道等仍是中国本土的民间宗教。 事实上,这些是道教的不同分支。 佛教还没有成为能够影响中国社会的大宗教。

然而,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突然流行并广泛传播,得益于玄学的流行。 换句话说,中国人只有通过玄学(即老子、庄子)的盛行,对中国自先秦以来就存在的《老庄易经》的思想进行哲学重新阐释,才具备相对深厚的哲学思维能力。庄子)。 这样,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佛教的教义,并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将佛教转化为中国。 只有这样,外来佛教才能逐渐成为中国人能够理解的宗教。 经过深入的理解和消化,已经融入到中国文化中,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时的佛教与印度佛教、西藏佛教完全不同。 这说明中国人改造的佛教是中国化的佛教。 造成这样结果的关键在于魏晋玄学,起到了绝对的变革作用,或者说是催化作用。 我们回顾魏晋历史,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玄学之所以能与佛教结合,是因为魏晋时期的社会动乱。 许多原本属于儒家思想的上层知识分子,为了避免社会动荡,远离政治和学术界,逃离尘世,皈依了佛门。 我们已有的形而上学知识已经被带入了佛教。 他们用形而上的知识、逻辑、观念来研究和阐释外来佛教,从而使形而上学与佛教融为一体。 所以我们看这段历史,会发现很多著名的高僧。 他们不是西域人,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他们都是深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的人,对中国固有的玄学有着深刻的认识。 ,然后接触到佛教,他们自然会用自己以前的知识来理解和解释这个外来宗教,并做出中国化的解释。 比如当时著名的高僧释道安、支道临、释慧远等人,就是这样的人物。 他们绝不能被忽视。 同时,由于这些具有丰富的中外佛教知识的高僧的出现,引起了其他尚未进入佛教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并进行了频繁的交流,这也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并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化佛教在社会上的传播和影响。

尤其到了东晋,这种佛教高僧与外道士人交流的现象发展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因此,佛理被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了解和阐释后,又被更多的中国上流社会所传承。 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欣赏和吸收很快蔓延到中国上流社会。

我们看《世说心语》,有很多佛教高僧的事迹以及他们与当时名人交往的故事,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反映。

比如东晋政治家殷浩,曾一度被罢黜,流居东阳。 世说心语说,此时他读了很多佛经,而且都仔细地讲解。 只有几个困惑,他遇到了一位道士(佛教徒),向他询问这些困惑,当那个人给了他一些答案时,他感到放心。

这是佛教之外的上层人士研习佛经的一个例子,也是宗教内外人士相互交流的一个例子。

《世说文献》中也有记载:志道临与徐逊在会稽宫共论佛理。 佛教采取辩论的形式,一个人提出难题,另一个人回答。 当时的争论中,支道临是正方,徐是反对方。 他们提出并回答了每个问题。 据《世说心语》记载,“志同依依,四人不累(心中满足)。若许嵩难,大家共舞。” (忭,忭,高兴得想跳舞)。 但我们都赞叹两家的美好,却又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其实大家都无法理解两个人的深奥道理,只是认为他们都是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人。 辩论非常精彩,人们印象深刻,赞叹不已。

这也是教堂内高僧与教堂外名人交往的一个例子,而且是在会稽宫里。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非常时尚的事情,也是非常流行的场景。

智道临是当时最著名的佛教高僧。 许多社会名人,也就是贵族、名流,都与他有过密切的交往。 如谢安、王羲之、尹浩、徐逊、袁弘等人。 当时著名学者王猛说:林先生神通广大,唯玄霸一人领悟。 数百年来,他不断地弘扬佛法,使真理生生不息。 只有一个人。 这意味着数百年来,他是唯一能够阐明佛教根本原理的人,而且备受推崇,足见他对世俗社会的影响之大。

智道林之所以如此受人尊敬,是因为他不仅精通佛教,还精通中国传统老庄道教教义。 他能用佛教来讲老庄,用老庄的理论来解释佛教,使中国的老庄理论与外国的佛教原理和谐相处。 由此可见,玄学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据《世说新文学》记载,玄学盛行时,虽然有郭象等人的注解,但对于庄子的《欢乐行》仍有一些名人不能理解的地方,支道临又做了新的解释,让人恍然大悟:

“庄子逍遥游篇,历来难,名圣皆能习之,惟郭(象)、象(修)不得其。知道临在白马寺,与冯太常同谈。” ,因逍遥,支卓然规范新论,表面两派,空义超乎圣贤,皆非名圣所及,而后用之礼。”

在佛教流行之前,就有郭象、向修祖所著的《庄子注》,是上层社会名流学习、研究庄子的必读之作。 所以这些困难从来没有被理解过。 等待支道临在白马寺与冯太常聊天,顺便卓然提出了新的解释,与郭、项两家的解释完全不同。 这个令人费解的答案让他们觉得支道临说的实在是太高明了,于是从此他们就采用了支道临的解释,而不是郭象等人的注释。 所以王猛说他传大法几百年了,他只是一个人。 这确实是当时人们的一致评价。

还有一个轶事。 刚才提到,当时的名人非常崇拜支道临,并与他交朋友。 其中就有王羲之。 但王羲之一开始以为他很有才华,所以根本没有关注支道临。 据《世说新语言学》篇记载:

王逸绍(即王羲之)在会稽工作,初到时,支路甚多。 孙行公(当时的著名学者孙绰)向国王问道:“郅道临以新意引领道路,以新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就他而言(考虑他的意见),他是最好的。” 。 你想见我吗? ”王本自有君气,故淡然处之。子孙枝支载(车)至王须(地、处),王都不与他相通(自始至终)过了一会儿,他就退了下去。后来,国王正要出去的时候,马车已经到了门口。国王说:“你还不能走。” 我在跟你说话。 因谈庄子闲游,故写千言。”藻新(词),花开(花开时绚丽),王遂披上外衣,脱下腰带,为之流连忘返。

可见,当时的上层社会名流和佛教僧侣之所以能够相互欣赏、交流,是因为他们都欣赏玄学和老庄。 这是他们的共同语言,也是当时魏晋玄学和佛教流行的关键。

支道临诠释的幸福之旅是什么? 《世说新语》还记载:

自由自在的人,才能读懂人心。 ……至善之人,乘天之正气而乐,无拘无束的波涛中畅游不已,无物之物,则远矣。 如果不感到其中的玄妙,如果不快快地走,就会心安,难受,所以叫“逍遥自在”。

他说,庄子所说的自由,其实是人类最根本的道。 能领悟并掌握此道的人,就是一个圆满的人。 我在《逍遥游》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就是为了阐明这个道理,让人们明白什么是一个完美的人的心态。 完美的人之所以是完美的人,就在于他能够做到自在。 那么逍遥是什么? 按照支道临的解释,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物中无物”。 无无是指完美的人能够利用一切外在的事物,物尽其用,为己所用。 但它绝对不受这些外界事物的影响。 这就是不存在于事物之中,即不受外在事物的控制、限制或约束。 人利用外物很容易,但不被外物控制和影响却很难。 人总是不愿意放手一些东西。 每个人都想要美好的东西,想要就不愿意放手。 比如金钱、权势、权力、名誉、财富等等,都是外来的东西。 到最后,人都变成了异物。 奴隶,失去了独立和自由,也就是说,失去了自由。 只有完美的人才能明白这个道理。 人应该利用外在的事物,但不要成为事物的奴隶。 只有这样,才能自由自在(去任何地方都自由自在),这才是真正的洒脱。

支道临的解释是用佛教“万法皆空”的思想来解释逍遥游的。 当然,这是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中国学者想不到的解释。 因此,他用佛教思想来解释中国道家庄子。 人们觉得他能够脱离郭象的原则,出色地提出新的原则,让人议论起来觉得很新奇。 所谓新秀百花齐放,映照着他的头发。 就连王羲之这样才华横溢、心高气傲的人,也立刻对他刮目相看。 脱下窗帘和领带,并在上面徘徊。

佛教的迷人之处,自然带动了更多中国士大夫研究佛教教义,从而将佛教教义与中国固有的学术知识融为一体、融为一体。 这种结合和整合是双重的。 一方面是佛教教义对中国固有学术思维的渗透; 另一方面,它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思维对佛法教义的中国化诠释。 两者是相互影响的,不是单方面的。 因此,经过这样的互动,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佛教的大流行,二是中国学术的新发展。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魏晋玄学而成就的。 没有形而上学,这两个结果就不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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