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谦鲁迅的疯狂叙事与道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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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似乎对“疯狂”的品味很浓。 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经常通过狂人的叙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这种疯狂的叙述与鲁迅的人生哲学有关。 鲁迅的人生哲学与两种文化交织在一起,一是现代西方的人生哲学,即尼采、拜伦等人的自由精神,二是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道家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主要用尼采等人的存在主义来解释鲁迅,而忽视了鲁迅与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的关系。 本文探讨鲁迅疯狂叙事的道教文化意蕴。

从1918年的《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创作了一系列狂人形象,并在很多作品中表现出了与狂人相似的精神气质。 1919年的散文诗《独白》的说书人是陶老头,他也是一个以疯狂着称的人。 “只有陶老头每天一个人坐着,因为一生没进过城,见识有限,无话可说。而且眼花缭乱,耳聋,答非所问,胡言乱语, “有点烦人,所以没人理他。他却经常闭着眼睛自言自语。你仔细听,虽然他话很多,但偶尔也会有几段有趣的段落。” 《长明灯》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狂人”,而这部小说几乎可以看作是《狂人日记》的重复。 还有《野草》中的《智者与愚者与奴隶》中的愚者,其精神气质几乎与疯子、疯子无异。 另外,鲁迅在他的文章中也曾提到过愚人。 “古人云:‘不读书,就会成为愚人。’ 这是事实。但世界是由愚人造成的,聪明人永远不会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1] 愚人与疯子、愚人类似,“聪明人”、“聪明人”、“聪明人”是对立的。这种疯狂、愚蠢、愚昧也体现在觉醒或自我意识的人物身上鲁迅笔下的魏连书、鲁维夫、N先生、范爱农、“路人”,都不同程度地感染着一种疯狂和愚蠢。进而,我们发现鲁迅的性格和精神。也充满了一种疯狂。比如他的“年轻人必读书目”就是不看中国书,只看外国书。鲁迅的写作有一种随性的精神:畅所欲言,毫无顾忌,解除束缚。 ,写喜、怒、笑、咒、爱、恨、恨。”有人劝我不要写这么短的评论。 我很感激这份善意,我也并非不知道创作的价值。 然而,当我想做这样的事情时,我恐怕就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事情了。 我觉得艺术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制,还是不要进去为好; 不如站在沙漠里,看着飞沙乱石,开心时笑,悲伤时喊,生气时咒骂,哪怕被沙子打得粗糙,头破了。 我感觉到血液在流动,时不时地触摸自己凝固的血液,感觉如果有图案的话,也许并不比跟随中国文士和莎士比亚一起吃黄油面包有趣。”[2]

五四运动期间,鲁迅的好友刘半农认为鲁迅是“东尼思想,魏晋文章”。 20世纪50年代,王耀对“鲁迅作品的风格和特点与‘魏晋文章’一脉相承”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他的议论文。”[3]王耀的这种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被广泛运用,但王耀并没有更多地挖掘魏晋文章背后的道家文化,事实上,正是道家文化精神支撑着鲁迅的“魏晋文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旷”和“旷”常常连在一起指称。 两人都是特立独行、标榜自己的人。 然旷趋于清静、清静、斋戒、坐忘、淡泊、自在; 邝往往很活跃。 对方愤怒、热情、狂野、不羁,几乎像尼采的酒神精神,极具攻击性。 疯狂和贪婪并不是完全分开的,它们常常混合在一个人身上。 孔子曾评价“狂而顽”:“不走中线,则狂而顽,疯狂的人会进步,疯狂的人不会有所作为。” (《论语·子路》)他也绝对认同“曾殿”的志向。不过,他的理想人格是中庸人格,也就是那种公正、温和、诚实的人生态度。他必须安于现状。孟子曰:“孔子不欲居中吗? 你不一定能得到,所以要考虑一下。 其次是。”(《孟子·全心卜》)因此,孔子也批评狂妄,“古时的狂妄也肆无忌惮,今日的狂妄也放荡。”不学,盲目则狂。”(《孟子·全心卜》)《论语·阳火》)到了程朱理学,“狂”被消灭了。 《自然理》。朱熹说:“子、典,与圣人同志,是尧、舜之气。” 那些与三子真心不同的人的著作,其特殊的行为是毫不掩饰的。 此谓狂。”“曾殿之学,与尧舜之学同也。”可见女士之欲已去,自然法则盛行,处处充盈,无有缺点。时而动时静时,她是那样的平静……她的胸膛悠然自得,直接与天地流动,各有各的美,隐约可见于言语之外。 [4]鲁王心学肯定了疯子,王阳明甚至把自己视为疯子。 但总体而言,鲁王心学仍局限于儒家规范,其“心”趋向最终还是回归自然之理。

真正的疯狂来自于道教文化。 疯狂是道教文化理想人格的主要特征,是道教文化追求个体生命自由的必然结果。 只有充分尊重个体生命的文化,才能充分承认和鼓励个体的异端性格。 道教文化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综合体。 无论是在最初的道教还是后来的发展中,其价值取向都是多样的,甚至是矛盾的。 从理论上讲,道教基本上强调“狷”方面,讲空虚、宁静。 老子说:“我无为,人就白;我安静,人就义;我无事,人就富;我无事,人就白。” 欲使人简单。”(《老子·第五十七章》)庄子追求精神空虚坐忘,使身如枯木,心如灰烬。因此,老子、庄子几乎被简化为单一的清静主义,但是,实践中往往存在“疯狂”的一面,老子的事迹流传下来的不多,但庄子疯狂的记载却很多,庄子当着面抢了梁惠王,尖锐地嘲讽曹尚,唱道老子、庄子的文章,锋芒毕露,玩世不恭,就其对社会、文明的批判性而言,是先秦诸子所无法比拟的。说废话、荒唐话、无端言论。 有时纵容而不委婉,不予评判。”(《庄子·世界》)钱穆这样评价庄子:“两千多年来,他的名字一直在人们心中。 他笑骂古往今来所有的人,但人们越笑骂他,就越喜欢他。 但只有他的思想和文章,只有他的笑骂,千古如此,永远留存于世。”“他认为世人无法认真地对他们说话! 因此,他的言论总是显得荒唐、肆意、漫无目的、无关紧要。”[5]

这种野性与道家的“道”密切相关。 “道”就是自然,自然就是“道”,两者循环解释。 道家的“道”含有野性的成分。 《庄子·山姆》中“狂妄之举”的自然状态,蕴藏着野性:“南越有城,号建德国,其民愚朴,少私寡欲,知怎样做而不知道如何做,隐藏,给予而不求报应,不知道义的适当性,不知道礼仪的方向,狂妄地违背慷慨,生可以享受,死也可以被埋葬。” 庄子提倡的是一种不驯的野马精神。 。 “马蹄能踏霜雪,马毛能御风御寒,能喝草水,能扬脚立地,这就是马的本色。”虽然路上有睡觉的平台,但没有什么用。” “我夫君马,住在地上,吃草。喝水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就交叉脖子,互相靠着;生气的时候,就互相靠着背。 ” 《庄子·盗贼》中的盗贼是一个恶魔般的英雄。 强盗智大怒时,“目若星月”,“声如乳虎”。 “芝芝是人,心如泉水,心如流风,有足够的力量远离敌人,也能以借口捍卫自己。如果你随心而行,你就会高兴,你反对就会生气,你很容易用言语侮辱别人。” “我现在告诉你,就人的情感而言,眼睛想要看到颜色,耳朵想要听到声音,嘴巴想要感受味道,野心想要充满能量。” (《庄子·盗志》)

鲁迅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中也发现了老子的矛盾,“然老子言不纯,避多言,时有怒言,欲治天下而无为。无事想‘尽一切’也”。 [6]《庄子》,“寓言、人物、土地,多半是空言无实,而文浩浩荡,风范万千,不能与周末作品相比。”[ 7]庄子的“大海的开合”是其不羁的个体精神的外化。 鲁迅不赞成老、庄“不悦人心”的空虚,但喜爱那种激动人心、傲慢愤世嫉俗的精神。 鲁迅最喜爱的不是屈原,而是抒发老庄愤怒的魏晋著名人物嵇康、阮籍、刘陵、孔融、糜衡等。 鲁迅不赞成安静的陶谦,却喜欢他“金刚怒视”的一面。 1930年代初期,林语堂的闲适小品风靡文坛,他提倡叛逆的打斗小品,探索晚唐以来的愤愤不平的小品。 ”而小品的生存只靠斗争和战斗。晋朝的青岩早已随其王朝消亡。晚唐诗风衰落,小品却大放异彩。但罗隐的《谗言书》 ”,几乎都是在谈论反抗和愤怒;皮日修、鲁龟蒙自认为是隐士,别人也称他们为隐士。看他们在《皮子文搜》和《离翁系列》中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颓废,但并不全是歌颂风月的,有不平事,有讽刺,攻击和破坏。”[8]

鲁迅的疯狂系列中的疯子并不是精神疾病意义上的疯狂,而是一种叙事方式。 鲁迅利用这种精神混乱,将他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注入其中。 这是鲁迅本人的一种面具,一种叙事风格。 假装疯了。 只有借助这种叙事方式,作家本人才能打破常规,坚决与社会文化秩序决裂。 否则,作家本人就会被淹没在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之中。 换句话说,疯狂的叙事是对自我的自我打击。 这种肯定是使个体脱离既定的文化秩序。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除去意识的压抑和束缚后,人的潜意识更加接近真相。 这种潜意识状态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自然状态。 处于这种自然状态的人象征着独立、自由的人。 《狂人日记》中,狂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吐露吃人的真相。 当他康复后处于正常状态时,他与普通的封建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 《独白》里的陶老头,只有瞎了、聋了、糊涂了,才能讲出如此睿智而深刻的故事。 《智者、愚者与奴隶》中的愚者,因为是愚者,所以有破墙开窗的勇气和力量。 在鲁迅笔下,觉醒的人如果不成为疯子,就很难在现实中保持叛逆的性格。 魏连书、陆维夫、子君、娟生等,只有狂人系列始终坚持着这种叛逆的性格。 鲁迅追求的是一种个人的狂妄。

鲁迅的疯狂叙事与道家的疯狂是一致的。 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它打破了社会文化秩序。 用道家的话说,就是“出游”、“独与天地之灵”。

在《大师》中,庄子根据孔子的话,区分了“方外”和“方内”:子桑扈、孟子凡、张子勤是好朋友,子桑扈死了。 孔子派他的弟子子贡来帮忙处理后事。 孟子与张子勤编曲弹琴,和声唱道:“子桑胡啊!子桑胡啊!你已经返本归真了,但我们还是活着的人,承载着你的生命。”身体!” ”子贡认为他们不符合礼法。两人相视一笑,不屑地说:“这样的人怎么能懂得‘礼’的真义呢!”子贡回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并说:孔子说:“他们都是不受礼法束缚、脱离世俗的人,而我却是生活在具体的世俗环境中的人。 外面的世界和里面的世界互不干扰,但我还是放你走了,以表达我的哀悼。 ,我真是肤浅啊! 他们与造物主合作,在天地元气中自由自在。 他们把人的生命当作多余的肿瘤,把人的死亡当作毒痈,这样的人怎么会关心生与死的存在呢? 它们依赖于不同类型的事物,但最终依赖于同一个整体。 他们忘记了体内的肝胆,以及体外的耳朵和眼睛。 ; 无休止地重复结束和开始,却永远不知道其中的线索; 茫然地徘徊在世外,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无为的环境中。 他们怎能不高兴,编造出世俗的礼仪,故意在众人的耳目面前炫耀呢!”子贡说:“既然如此,那你还遵循什么原则呢?”孔子说:“那就是外在的事了。”游方方,以及秋方方之内的东西。 里面和外面没有关系。 还有秋叫你挂了,秋丑啊! 他是与造物主同在的人,在天地之气中畅游。 他将生命视为附肢和悬垂的疣,将死亡视为溃疡。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事情有多糟糕了。 死与生先行的地方! 就像是一个异物,但却是由同一具身体支撑着。 它忘记了它的肝胆,留下了它的耳朵和眼睛,从头到尾重复着,不知道任何线索。 仿佛在尘埃之外徘徊,又如无事可做般无忧无虑。 行事犹豫不决是邪恶的。 世间的礼法,是供观者耳目之用。”(《庄子·先生》)

这里,“内游者”和“外游者”是两种不同的人,代表了儒家和道家不同的价值观。 儒家“行内行”,如孔子及其弟子子贡,遵循世俗礼法,认为丧以丧而行; 道教“游外”。 比如子桑虎、孟子范、子钦张等人,不遵循世俗礼仪,编鼓琴,在葬礼上唱歌。 “向内游走”是指在社会文明结构内的行为。 它认为社会文明的规则是好的,应该普遍遵守。 因此,“向内徘徊”进行社会建设实践,不断改变文明结构本身。 认识、强化、组织、革新; 孔子的“仁”与“礼”融为一体。 “克己复礼为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致力于社会文明规则的认知和重构。 “游走”是指在社会文明结构之外的行为。 它认为社会文明的各种规则对人有束缚和限制,不能反映人的真实思想感情。 他们必须质疑、抵制,并把个人价值观从整体规范中脱颖而出。 这是个人主义。 因此,与儒家伦理和人文相比,道家文化更强调自然。 自然是在伦理和人文之外建立的价值制高点。 在道家看来,一旦自然状态被破坏,人们有意识地建构社会价值标准,人类就开始堕落。 社会文明的进步不仅不能解决生活自由的问题,而且对人类自由构成巨大威胁。 魏晋时期,阮籍、嵇康都排斥圣贤,反对礼制。 《师父传》中阮籍又笑又骂。 他把那些儒生视为胯下的虱子,对礼教及其制度进行了批判。 嵇康在《与单巨渊断外交书》中直接表达了“不是唐武而是周空”的立场,这里危及的是个人的自由和解放。

通过疯狂的叙事来表达生活中的自我,也蕴藏着多种文化内涵。 其中最重要的是怀疑/批判精神。 鲁迅基本上是一个怀疑论者。 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鲁迅强烈的批判精神。 只有深刻的怀疑精神才能爆发出坚决的批判精神。 鲁迅认为他是多疑的,“但我看事情太仔细了,仔细一看,疑点很多,很难勇往直前。” [9]“我的习惯不太好,总是不肯相信表面的事情。” [10]相关 关于鲁迅的“疑性”,有很多讨论和研究。 人们常常从道德层面批评鲁迅的“多疑”。 这是对鲁迅最大的误解。 其实,更重要的是鲁迅对既定价值观的怀疑。 正如一个疯子所说:“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吗?” 鲁迅更擅长“空中见深渊”和“眼中见虚无”。 鲁迅否定了对未来的幻想,相信未来也会变成现在,变得黑暗。 他怀疑黄金时代,认为黄金时代根本不存在。 即使在黄金时代,叛徒也会被处决。 “中国大概太老了,社会上的一切,无论大小,都处于不好的状态,就像一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什么,都会变黑。但除了想办法,没有别的办法。”改革。我想所有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怀念“过去”,要么寄望“未来”。至于“现在”的问题,他们都失败了,因为没有人能开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都是如此——所谓“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就是,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未来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一定会发生,就是一定会来。到那时,我们所担心的就变成了’现在’。

”[11]鲁迅认为,社会常常用看不见的手扼杀个人,人总是陷入“虚无之境”,总是被“无意识的无名杀戮集团”杀害。“中国人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而奋斗过。 “人”的代价充其量就是一个奴隶,今天仍然如此。 然而,一个人的身价低于奴隶的情况并不少见。 “中国所谓的文明人,其实只是安排给有钱人享用的人肉宴。所谓的中国人,其实只是安排人肉宴的厨房。” “[12]确实,社会不断进行改革和革命,试图改变这种结构性病症,但“这种情况表明,迄今为止统治阶级的革命只是为了争夺一把旧椅子。 当我推开它时,椅子似乎变得可恶了。 当我拿到手的时候,我感觉它又是一个宝藏。 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要选择“旧”的了。 ”[13]这个循环在日常生活中也得到了有力的验证。“当奴隶成为主人时,他永远不会放弃主人的头衔。 他的自命不凡恐怕比他师父的自命不凡更加彻底,更加可笑。 。 ”[14]鲁迅甚至表现出一种循环的历史观。在《近代史》一文中,鲁迅把中国近代史视为街头骗子,他们扮猴子、扮熊,或者变魔术,然后在街头表演恶作剧。要钱,最后离开。这样的伎俩在中国街头屡屡上演,近代历史也是如此。

鲁迅对怀疑主义也很积极,“中国人是多疑的,任何国家的人都认为这是可笑的缺点,但怀疑并不是缺点。” [15] 1920年代,鲁迅翻译鹤见裕的《思想·风景·人物》辅助文,其中一篇《所谓怀疑论者》就是对怀疑论的高度认可,“然而,我们民族中伟大的怀疑论者有时也最确定,而且往往是最勇敢的人?” “怀疑意味着吃苦,它需要非常坚强的意志和锋利如刀刃的思维。所有的知识都建立在怀疑之上。所有人类永久文化的建设者我们都是从痛苦的怀疑的痛苦中开始的,这也是我们最后的手段“我们是软弱的,智力薄弱的。我们很可能被周围的大势所推动。我们有廉价的信仰和三心二意的理解,寻求安抚和内心的平静。” [16]中国道教文化是典型的怀疑主义,道教文化的批判精神和怀疑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怀疑主义是对既定的、稳定的价值观的质疑。道家对主流社会观念持怀疑、否定的态度,无论是道德的、社会的、历史的,甚至是认知的。如果我们将道家与儒家相比较,道家的怀疑主义特征就很容易凸显出来。儒家文化的目的是建立和巩固社会文明秩序。儒家文化是一种先进的价值体系,并弘扬和传播这种价值,即用整体价值来规范社会中的众多个体,强调社会的规范性、整合性、统一性。因此,儒家文化的基本倾向是保守,保护稳定的传统,保护现实的社会秩序,所以儒家文化是服务社会统治者的文化,是主流,是一种普世主义。 结构主义是现实主义。

道家文化则相反,无意构建社会文明的整体秩序,对文明文化持消极态度。 其目的不是建设社会,而是使个人自由。 因此,它并不是整合和规范个体,而是鼓励个体追随自己的本性,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 不同的人应该自给自足。 它往往是反传统的,反对真实的社会秩序,也常常与统治权发生冲突。 它是边缘性的、个人主义的、解构性的和唯名论的。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的《绪论》中将哲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化社会约束,另一类是放松社会约束。 前者指向社会团结,后者则强调个人自由。 这两种哲学家构成了哲学史上持久的冲突。 这两位哲学家所代表的思想各有利弊。 罗素提到的两类哲学家实际上是结构主义哲学家和解构主义哲学家、实在论者和唯名论者。 罗素认为,儒家是强化社会约束的文化,道家是放松社会约束的文化。 道教文化必须怀疑和否定社会文明及其规范。 因此,尖锐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构成了道教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道家文化才能构成对社会文化最激烈、最彻底的批判。 老子曰:“道灭则仁义,智出则大伪,六亲不和则孝仁,国家乱则有大伪。”忠臣。” 《道德经》第十八章:“道失则德随之;德失则仁则随之。”混乱”(《道德经·第38章》)。 “大乱之源,必起于尧舜之间,其终将延续千代,千代之后,必有人相食!” (《庄子·耿桑楚》)“尧与他的兽类仁慈,只恐使天下人笑。 子孙后代,与人同吃同吃!” (《庄子·徐无归》)“圣人不朽,贼多”。 “盗钩者受刑,盗国者为诸侯,仁义怎能在诸侯门中生存?” (《庄子·修》)

参考:

[1]鲁迅:《写在背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6页。

[2]鲁迅:《华盖集·铭文》,《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页。

[3] 王耀:《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国现代文学史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6.

[4]朱熹:《论语》,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33-334页。

[5]钱穆:《庄老同的理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8-9页。

[6][7]鲁迅:《中国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63页; 第364页。

[8]鲁迅:《散文的危机》与《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76页。

[9]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2页。

[10]鲁迅:《两地书·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9页。

[11]鲁迅:《两地书IV》,《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0页。

[12]鲁迅:《灯下评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12、216页。

[13][14]鲁迅:《上海文艺掠影》,《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01、302页。

[15]鲁迅:《阖界亭散文集结》,《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86页。

[16]鹤见佑介:《所谓的怀疑论者》,《鲁迅全译》,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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